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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20日 09:30:57
來源: 《紅旗文稿》2020/10 作者: 楊 安

  當前,國家與國家間的競争就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國家治理能力這兩個關鍵要素的比拼。把技術運用于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這是數字時代的必然選擇。一方面,經濟與社會數字化提出了治理新命題;另一方面,治理本身的高效性和科學性要求也必須依賴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要通過數字治理更好增加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終通過更好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和多元協同的機制效應,創造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中國範式。

  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争中,全國各地積極運用大數據思維和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少地方的社區已建立數據科技助力疫情防控和城市公共衛生環境精細化治理機制,建立起專業化、标準化、智能化、多元化城市社會基層治理架構,積累了初具特色的經驗和做法。

  基層數字化治理模式可為共治、法治、自治、精治、智治提供服務。網格化社會治理,就是把基層社區劃分成若幹責任網格,将人、地、物、事、組織及狀況、動态信息等全部納入具體網格的一種基層治理模式。在這次疫情防控戰中,網格化服務管理機制發揮了巨大作用,廣大網格員沖鋒陷陣進行拉網式、地毯式排查,為阻止疫情蔓延做出重要貢獻。但是,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可以看到,我國基層應急管理、公共衛生管理還存在一些短闆與不足,網格化服務管理機制中網格員數量偏少,數據識别和預判能力不夠,運用數字及信息集成技術築起社區防控疫情保護網,未雨綢缪的意識不強。大數據時代的基層治理能力與水平提升存在這樣的瓶頸:一是政府機構組成呈現科層制,而民衆生活在各個城鄉社區。縱向的政府管理沒有實現對平面地域生活的城鄉社區居民全覆蓋全融合。二是一些工作人員目前缺乏與“數據溝通”的意識經驗,仍以發文件、填表格等方式多頭采集數據。同時,基層治理和社區應急管理服務開發的智能化人臉識别APP等在技術、路徑、标準規範等方面存在弱項。通過這次疫情可以看到管理轉型需求的大量釋放,各方面也在探索升級之策,其中數據運營能力不足,路徑和模式單一問題突出。當前,不少管理服務人員僅僅能上機器、上系統、上平台,而相關數據庫沒有開放,無法打通内外部數據流。大部分轉型機構對數字技術了解不充分,缺乏數據平台運營經驗。解決部門分割、信息分散、層級過多帶來的協同治理不力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發揮大數據信息化巨大效用,加快數字化治理轉型是必然選擇。結合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5G、區塊鍊等信息技術,運用信息共享平台,有效整合黨委、政府、社會、社區、企業、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彙總各類數據資源,打造社區管理服務、社區風險預警監測以及城市管理、基層治理、應急管理的智能化、精細化、數據化平台,進而實現服務及風險預防預警問題解決定制化、個性化、精準化,以滿足城鄉居民需求。

  推進網格員隊伍專業化、年輕化。網格員在協助做好疫情排查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堪稱平安中國建設排頭兵。為此,需大幅提高網格員待遇,探索網格員職業資格認證制度,實現網格員隊伍建設法治化、專業化。建立網格員準入和退出機制,優化網格員隊伍結構,加大培訓力度,提高網格員業務素質,全面提升網格員大數據技術應用和應急管理能力。

  推進網格化服務管理系統與應急管理系統整合。加快整合、彙總社會治理相關部門現有的數據資源,強化信息系統聯網,同時,實現數據分析與應用共享,依托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建設應急管理信息系統,實行統一的技術标準與操作規範,破除數據壁壘和機制阻隔。橫向打通,實現與各類政務服務平台有機銜接,實時監測、分流處置、跟蹤歸責。在此基礎上促進縱向貫通,實現從網格員“手上”到村(社區)、鄉鎮(街道)、縣(區)、市以至省級的應急管理“屏上”五級聯動,提升基本社會信息管理的全時性、動态性、準确性。同時,促進視頻聯通,實現“雪亮工程”與應急管理系統及其與村(社區)、鄉鎮(街道)和企業視頻系統等分級分權限接入,提升基層應急協同指揮能力。

  建立應急大數據指揮調度中心。我們現在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在大數據與信息集成技術支持下,即刻做到信息透明、平衡調度、監控到位。一要充分利用中國互聯網平台優勢和發達的物流信息優勢及專業化的效率優勢,聯合作戰、快速架構、高效部署。二要統一技術路線,規範API開放端口,厘清平台銜接流程,組建四大應急大數據智慧調度平台,即應急大數據指揮平台、應急物流指揮平台、應急物資保障(電商)平台、應急城市交通指揮平台。利用新技術力量和大數據紅利,做到關鍵數據高效彙總、應急物資精準投放和城市緊急交通調度,進而提升應急指揮效能,使政府和人民在危急時刻更快渡過難關。

  提高社會組織、企業參與基層治理、社區管理服務積極性、主動性。通過減稅、政府購買服務或者提供補貼的方式,對參與基層治理和社區公共服務管理的企業,其投入的生産經營以外的設備和人力成本等,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經費補償,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社區建設,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新形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探索将網格化服務管理升級為網絡化治理,助力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形态新格局。網絡化治理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在政府力量不足的現實情況下,其在發揮市場化、社會化力量多元共治中價值巨大。從當前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迫切需求出發,網格化服務管理機制中技術管控類功能發揮的較好,治理服務類功能較為薄弱。因此,網格化服務管理在市域社會治理總體思路與具體治理實踐中應當升級為網絡化治理,而這一升級路徑在于保留功能并實現賦能網格化管理及其整合提升,從而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新時代網格化服務管理創新工作機制,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健全公共安全與社會風險防範體制機制。

  (作者:中國法學會法治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員,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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